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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莫高窟人为保护、研究和弘扬敦煌石窟文化艺术，付出毕生精力。对我来说，该做的事做了、该出的力出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自己的事业，这是最大的幸福
我和敦煌有割不掉的缘分，我这一生注定属于敦煌。
小时候，自从在课本上读到一篇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课文，我就开始向往敦煌。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组织毕业实习，我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少年时代的梦想即将实现，我把敦煌之行想得非常美妙。等到下车时，就傻眼了：这里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当地生活条件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一进洞窟，这些就都不重要了。整整一个星期，史苇湘先生带着我们沿着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看过去。我们完全沉浸在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彩塑艺术中。不过，当我得知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时，心里是犹豫的：我体质很差，第一次到敦煌毕业实习时，就因为水土不服提前离开；又因我男朋友、后来成为我先生的彭金章，在武汉工作。抱着先在敦煌认真做3年研究、再调去武汉的想法，我第二次来到敦煌。没想到，这一待就是一辈子。
和家人两地分居19年，我反复追问自己，究竟要不要离开敦煌。当一个人面对最艰难的抉择，推动他做出决定的，往往是心底的内在信念和力量。我感到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老彭知道我离不开这里，他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来到敦煌。没有老彭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我。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在那里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我经常想，做不好敦煌石窟的保护就是罪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世纪40年代初，常书鸿先生就带领前辈们开始敦煌文化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老一辈人长年坚守大漠，筚路蓝缕，使莫高窟从满目疮痍到华彩重现。我所能做的，就是以前辈为榜样，尽自己之力将工作向前推进。
60岁那一年，我接受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命，再次起跑。这一棒，我跑了17年。这期间，国家不断加大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力度，大幅度增加经费投入并引入高科技手段，国际交流合作也逐渐增多。敦煌石窟保护任务也更加繁重：自然侵害造成壁画病害、岩体坍塌等；迅速攀升的游客人数也给莫高窟本体及其所在环境的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此外，壁画、彩塑不可逆转地在退化，直至消失。我们的保护就是在和时间赛跑，而且要从“抢救性保护”过渡到“预防性保护”，最大限度地做到防患于未然。
时代在进步，敦煌保护理念随之更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去北京出差，第一次看到有人使用电脑。我问对方：“你关机之后，刚才显示的图片不就没了吗？”他说：“不会！图像数字化后，储存在计算机中可以不变。”我深受启发。长久以来，我焦灼于壁画退化和病变。如果数字储存可以使壁画信息永久“保真”，那就应该把所有洞窟的壁画都转成数字保存，而且要高保真、高清晰度、色彩逼真、形象不能变形！2010年，我们终于做出符合这一标准的洞窟数字档案。没想到莫高窟数字化试验，恰好符合几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的“世界记忆工程”理念。
“数字敦煌”具体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数字化的敦煌石窟及其壁画、彩塑信息库建设。这既可以为敦煌艺术的保存和研究提供基础性信息，也可以为制定壁画和彩塑保护措施提供依据，同时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等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第二，将洞窟、壁画、彩塑以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数字图像，利用敦煌数字档案开发数字电影，使敦煌文化艺术走出莫高窟，让游客“窟外看窟”。如今，我们形成一套壁画数字化技术及规范，并培养了一支长期扎根大漠、掌握先进理念和数字技术的近百人的队伍。
随着数字化推进，我认识到，敦煌石窟数字化不仅要永远保存历史信息，还要服务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于是，我提出“永久保存、永续利用”人类珍贵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想法。数字化还要再上台阶，努力达到智能化、智慧化——能否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人才。
2016年5月，我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这让我倍感亲切、备受鼓舞。未来，我们会基于“数字敦煌”资源库，加大敦煌石窟综合保护体系建设，把一个真实完整的莫高窟传给子孙后代；未来的敦煌学研究也要力求突破创新，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敦煌学难题，一方面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文化参考。